全國首屆律師電視辯論大賽中，最佳辯手得主之一的福建律師何銳，以其獨到的辯論技巧、方式和風格，贏得了人們的關注與贊譽。那么，三辯手何銳的論辯有怎樣的特點?它給我們的法庭辯論又帶來了怎樣的啟迪呢?讓我們姑且以福建隊與遼寧隊比賽為例，對何銳律師的論辯技巧與風范作一番賞析吧
這場辯論，辯題為“長青影雕服務部的行為是否侵犯了肖像權”。案例講的是一個叫徐小強的青年，發現長青影雕部擅自用其母的肖像制作了廣告墳牌，立在該部大門口以廣招徠。為此，徐小強以“侵害母親肖像權”為由，將長青影雕部告上法庭，要求停止侵權，承擔民事賠償責任。按抽簽的結果，福建隊是作為被告影雕部一方的代理律師出庭辯護的，而遼寧隊則是作為原告方即徐小強的代理人出庭的。觀點陳述中，雙方一開始就從判斷被告方是否侵害肖像權的辯題入手，自然地轉移到了“死者有沒有肖像權”的問題上。平心而論，這個辯題對被告方是不利的——從契合聽眾的同情，利用法理的空間，到尋找相關的法條、施展口才上，都對福建隊構成了巨大挑戰。然而，“烈火識真金”，正是在這種艱難的情形下，三辯手何銳和隊友一道，以自己的智慧與口才取得了令人信服的良好戰績，從而展示了法理與口才相結合的威力，展示了二難歸謬中引人入勝的一道風景，也展示了那不動聲色的“冷幽默”的諧諷趣味。
(一)以一個法條來統領全局，立足堅實
這場辯論，雙方所“夯”的理論都比較實在：原告方從法律是保護人的利益出發，反推回去，得出“死者同樣應受保護”的結論。而被告方則堅持以《民法通則》中相關法條——“一個人的民事權利能力是始于出生而終于死亡”——為其準繩，使自己的立論構建在堅實而充分的法理之上，從而奠定了辯論的基礎——這其實也是客觀所致，因為除了這一條之外，福建隊幾乎沒有更多的法條可以利用的了。這樣，死守一個陣地，以一個法條來統領全局，便成為被告方的惟一選擇。為了不被對方牽著鼻子走，干擾自己的立論，何律師一面死守“死者沒有民事能力”這一法律理論；一面也巧妙地利用對方的提問，以二難推理作為自己擴充的新的支點，步步緊逼，迫使對方陷于進退維谷的境地之中。
原：……請對方律師回到辯題上來，對方律師認為死者的肖像應當保護，那么你保護的手段是什么?
被：保護生者的權利呀!再次請問對方代理人，沒有民事能力的人其民事權利從何而來?
原：你們認為對死者肖像的保護是社會公德，不要忘了民法通則第7條明確規定，尊重社會公德的民事活動，正是我們提倡的公序良俗原則。那么，公序良俗原則難道不是法律的規定嗎?
被：我想請問對方代理人，尊重社會公德是民事權利還是民事義務呢?
原：遵守社會公德不是在維護一種權利嗎?它既然作為一種行為，不也就是給他人給社會設置的一種權利嗎?
被：請對方代理人告訴我們，你不能隨地吐痰，維護的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民事權利呀?(掌聲)
本來，原告方想混淆“死者肖像與肖像權”的區別，卻被何律師慧眼識破。他一面堅守“民事能力與民事權利”的分水嶺，站穩了立足點；一面又利用對方提出的“社會公德與公序良俗”也是“法定的民事權利”之機，將對方引領到“社會公德”到底是“民事權利還是民事義務”的選言判斷之中，進而又抓住對方回避“社會公德是民事義務”的判斷，信口拈來一個“吐痰”的例子予以歸謬反擊，從而巧妙地將對手逼到“吐痰是民事權利”的荒謬悖論之中，使之左右為難、無法還擊。此外，何銳律師還在運用某些法條概念的時候，有意地利用其中的語言的、修辭的和邏輯的因素，鑄成二難判斷的殺手之锏，使自己能在法理基石上發起主動的進攻。
原：在最高院的司法解釋中，其近親屬遭受精神的痛苦只是一種結果，這種結果就是因為侵犯死者的肖像權所導致的。正因為他母親的形象和肖像不滅，所以這盞燈才永遠照耀著小強的心，才有了他所產生的訴訟請求權這樣一個結果。
被：對方代理人不要曲解了最高院的司法解釋。讓我們看看原文吧。原文是什么呢?“死者親屬因為下列侵權行為遭受精神痛苦的，可以提起精神損害賠償”，請問，這里“侵”的是生者之“權”，還是死者之“權”呢?
如果只會刻板地運用法條與法理，再好的律師也不可能辯出水平來，三辯手何銳律師卻不是這樣。在吃透法律條文的基礎上，他靈活而從容地引經據典：他先將法條原文一字不動地羅列出來，令聽者信服；繼而再拈出其中的“侵權”一詞，運用拆詞的手法將其一分為二，使“生者死者”兩個概念形成對立，再暗中使“死者”與“權利”的概念掛上鉤，從而構成了“死者有權利”這樣一個悖論，將對方逼入進退維谷的境地。這樣的假言選言判斷形式，既將自己的辯護植根于堅實的法條基礎之上，又將對方逼入承認“死者有權”的悖論之中，怎能不收到一石而二鳥之功效呢?
(二)以對立概念來步步緊逼，占據先機
只抓一個法理去辯論，顯然容易受到空間小、“火力”點少的限制。為此，何銳律師在緊緊依靠“死者沒有民事能力”的基本點的同時，還敏銳地抓住對方辯詞中的一些概念或詞義，因勢利導地引申出一對對新的、近似的且相互對立的概念，以此作為移步換景、向縱深推進的“契合點”，從而迫使對方就自己拋出的概念和推論去加以澄清與辯解，以此來達到無端地消耗對手“兵力”、將其引領到歧路上去的目的。
原：死者雖然不具有民事能力，但是并不代表他沒有民事權利。死者不說話，并不代表他沒有話可說呀!(掌聲)
被：對方代理人終于承認了死者不具有民事權利能力。我們知道，按照民法的一般理論，沒有民事權利能力，就沒有民事權利。我倒奇怪了：為什么死者對于肖像權反而情有獨鐘呢?(笑聲)
原：民事權利和民事權利能力是一個概念嗎?請注意，我們今天講死者的肖像權，它產生于生前，那么這種生者的權利有哪部法律規定，在他死后就予以剝奪了呢?正是因為民事權利的存在，所以法律才因死者不再享有這個權利，才賦予了他的近親屬去堅持他的肖像權的訴訟請求。
被：那么，肖像和肖像權又是一個概念嗎?對方代理人顯然混淆了法律關系的行為主體和行為對象之間的區別。我國法律同樣保護國旗、保護熊貓、保護人民幣，對方代理人是不是告訴我們：熊貓也有貓格尊嚴，鈔票也有人身的自由權呢?(掌聲)
原：……對方律師同我們談司法解釋，那我們就來看看司法解釋的第3條，這里明確地說明了：“以違反社會公共利益和社會公德的方式，損害死者肖像的，構成侵權行為。”請問對方律師，這里的侵權，侵的什么權?
被：對方代理人又混淆了一對概念：肖像利益和肖像權。利益等于權利嗎?我們知道，利益是目的，權利是實現利益的一種手段而已；同樣的手段還可能是義務，比如法律為每一位公民規定了義務來實現秩序、利益。你認為這就是民事權利嗎?是“隨地吐痰權”還是“計劃生育權”呢?(掌聲)
在此番一波三折的唇槍舌劍中，原告方將權利與能力有意割裂開來，以此來論證死者享有肖像之“權”；何銳律師卻在“一般民法原則”意義上，將“民事權利”與“民事能力”合二而一，以一個籠統的概念“民事權利能力”來模糊了二者間的區別，并以此為立足點給對方以反諷。當原告方將論證轉移到“肖像權是死者生前權利的延伸”上去的時候，何銳律師又趁勢將火力點布設在“生者與死者”的對立關系上來發難，用同樣的句式構成反詰鏈條中的一環：既然一個人的民事能力與民事權利可以割裂，那么，一個人的肖像與肖像權、行為主體與行為客體、義務與權利、肖像利益與肖像權等統統不是一碼事兒——正如“權利與義務”不是一碼事兒一樣!這一串相對的連環概念，再加上“熊貓與鈔票”、“吐痰權與計生權”的舉例推論，就仿佛掘開了黃河大堤一般，讓這位最佳辯手從容地將二難反詰的“洪水”引入對方陣地“死者擁有肖像之‘權’”的悖論上，從而為自己的反擊開辟了一個廣闊的空間。
(三)以“沙灘戰術”來構架支點，巧妙突圍
法庭辯論要求反應靈活，做到兵來將擋、水來土掩，同時又不能脫離具體的法理和事理，做到攻防結合、進退有致，才能最終立于不敗之地。對此，何銳律師巧妙地采取了“沙灘戰術”，迫使對方的“炮彈”一發發虛擲于“沙灘”上，失去應有的威力；同時又利用對手擲過來的辯詞為“材料”，在自己的陣地上巧妙地架起二難歸謬的防護網，從而形成隱形的、防御的辯論另一翼。
原：沒有民事能力就一定沒有民事權利嗎?我倒想問對方律師，在《著作權法》中，人死去以后，他為什么還享有著作人權利呢?
被：我們注意到，《著作權法》是保護作品的創作和傳播。請問對方代理人，本案適用《著作權法》嗎?或者對方代理人認為肖像權也是人的智力成果呢?
對方以《著作權法》作為類比的“炮彈”，然而，何律師卻就這一“材料”設置起自己的防線，于是便出現如此荒謬的一個選言判斷：要么承認肖像權屬于“智力”成果的范疇，要么就屬于不能保護的另類之物。表面上看，“沙灘戰術”只是一種消極的防御方式，然而，由于何律師能敏銳地捕捉到對方辯詞中的破綻或疑點，主動出擊、巧妙引申，因此，當他將對方的材料裝上二難歸謬的“彈藥”再擲將回去，其論辯就頗有殺傷力了。
原：民事權利是國家賦予公民的權利，公民的民事權利喪失以后，他的其他權利并沒有法律來禁止它、剝奪它，所以他的權利將繼續延伸。
被：對方代理人終于覺悟了：民事權利是國家賦予公民的權利。請問，死者是公民嗎?死者能是民事主體嗎?(掌聲)
拾起對方擲過來“民事權利是公民的權利”的“彈藥”，何律師裝上“公民≠死者”的“新型彈藥”擲將回去，令對方處于“死者要么是公民，要么不是公民”的兩難判斷之中，從而輕松地占了上風。更妙的是，這位三辯手口中的二難反詰辯護，其語言運用也頗為獨到：表面看他似乎是“好心”地在提醒對方，暗中卻是將對方的判斷來了個草船借箭的“拿來主義”，然而，當它輕輕將“禮物”拋還給對手時，對方卻發現竟是如此一枚燙手的山芋!
(四)以平緩語調來裝扮諧語，暗藏機鋒
辯論賽中，人們聽慣了那種激昂慷慨、滔滔不絕的雄辯之語，常常止不住會問，可不可以既能抓住法理、又能以一種溫雅而平緩的語言來取得成功呢?最佳辯手何銳律師告訴我們：能!他的辯論詞的一大特色，便是緊緊抓住法理的精髓和要害，在似笑非笑中施以邏輯的利刃，在出口成諧的風趣中裝上諷嘲的暗箭。這就使他能在群雄逐鹿之中，同那千篇一律的雄辯方式形成鮮明的反差，因而也更顯智謀、機趣和老到。有時候，乍一聽這位辯手的辯語似乎溢出了辯題的主旨，可仔細品味，卻驀然發現那是扣住了對方的論點與法理要害的機辯詞藻，或者是一種在暗渡陳倉中爭得主動的法寶；有時候，在看似被對手難住的困境中似乎無處脫身，可轉瞬之間，他卻出其不意地另設下了玄機，在不知不覺間將對方逼入法條、道理和情感編織而成的陷阱之中……凡此等等，無一不令對方在這位辯手那似笑非笑、溫雅平緩的辯才中腹背受敵、防不勝防。
原：……在前面，對方舉了個熊貓和鈔票的人身自由權的問題，我們認為對方對法律中最基本的物權的概念是錯誤的。對方顯然把人等同于物，而人與物的最根本的區別在于：人有精神存在，人死而燈不滅，他們的這盞燈一直在照耀著我們。對方律師無視人死后精神價值的存在嗎?
被：對方律師終于知道人和物是不一樣了。那么人和死人難道是一樣嗎?人死燈不滅，——這燈是照亮人間還是照亮地府呢?(掌聲)
原：至少我們知道，被告的行為構成了侵權!
被：我們現在也知道侵犯了社會公德。可是對方代理人還是沒有回答我們：沒有民事能力的人，民事權利從何而來——從天上掉下來，還是從地上長出來?給我們一個答案吧!
前一句，何律師利用對方的“死者精神之燈”的比喻，出乎意料地拋出一個奇特的、近乎于詭辯的反諷來；后一句，他緊扣住“能力與權利”的因果關系，用同樣夸張的“天上與地上”的二難歸謬來發難、來呼告、來反駁，顯得頗為有力。這種“何氏反諷”的特點在于：它并非憑空而來，而是建立在對方辯詞的基礎之上，不離辯論主旨與辯駁的主旨。它其實還是一種反詰，只不過是一種平緩而且略顯呆滯的“反詰”，那溫雅的措辭中早已隱藏了某種“殺機”。此外，這種反諷還常常隱伏于一種類似提醒或者評述的語氣之中，使其擺脫了單一的辯駁格式，從而呈現出搖曳多姿、謔趣叢生的色調來。這種“何氏反諷”，我們似可命之為“諧諷”——一種同樣有著“笑里藏刀”功用的“溫雅刀子”。這就難怪辯論賽的主持人王小丫在調查聽眾反映時，聽到的反映都是對三辯手何銳律師的辯論技巧的贊許，并認為他能在不利中辯出有利、在帶笑中暗藏“殺機”，憑此一點，我們不是已經從一個側面窺視到了當代律師那機智、銳利、風趣而瀟灑的辯才風貌之一斑嗎?
這場辯論，辯題為“長青影雕服務部的行為是否侵犯了肖像權”。案例講的是一個叫徐小強的青年，發現長青影雕部擅自用其母的肖像制作了廣告墳牌，立在該部大門口以廣招徠。為此，徐小強以“侵害母親肖像權”為由，將長青影雕部告上法庭，要求停止侵權，承擔民事賠償責任。按抽簽的結果，福建隊是作為被告影雕部一方的代理律師出庭辯護的，而遼寧隊則是作為原告方即徐小強的代理人出庭的。觀點陳述中，雙方一開始就從判斷被告方是否侵害肖像權的辯題入手，自然地轉移到了“死者有沒有肖像權”的問題上。平心而論，這個辯題對被告方是不利的——從契合聽眾的同情，利用法理的空間，到尋找相關的法條、施展口才上，都對福建隊構成了巨大挑戰。然而，“烈火識真金”，正是在這種艱難的情形下，三辯手何銳和隊友一道，以自己的智慧與口才取得了令人信服的良好戰績，從而展示了法理與口才相結合的威力，展示了二難歸謬中引人入勝的一道風景，也展示了那不動聲色的“冷幽默”的諧諷趣味。
(一)以一個法條來統領全局，立足堅實
這場辯論，雙方所“夯”的理論都比較實在：原告方從法律是保護人的利益出發，反推回去，得出“死者同樣應受保護”的結論。而被告方則堅持以《民法通則》中相關法條——“一個人的民事權利能力是始于出生而終于死亡”——為其準繩，使自己的立論構建在堅實而充分的法理之上，從而奠定了辯論的基礎——這其實也是客觀所致，因為除了這一條之外，福建隊幾乎沒有更多的法條可以利用的了。這樣，死守一個陣地，以一個法條來統領全局，便成為被告方的惟一選擇。為了不被對方牽著鼻子走，干擾自己的立論，何律師一面死守“死者沒有民事能力”這一法律理論；一面也巧妙地利用對方的提問，以二難推理作為自己擴充的新的支點，步步緊逼，迫使對方陷于進退維谷的境地之中。
原：……請對方律師回到辯題上來，對方律師認為死者的肖像應當保護，那么你保護的手段是什么?
被：保護生者的權利呀!再次請問對方代理人，沒有民事能力的人其民事權利從何而來?
原：你們認為對死者肖像的保護是社會公德，不要忘了民法通則第7條明確規定，尊重社會公德的民事活動，正是我們提倡的公序良俗原則。那么，公序良俗原則難道不是法律的規定嗎?
被：我想請問對方代理人，尊重社會公德是民事權利還是民事義務呢?
原：遵守社會公德不是在維護一種權利嗎?它既然作為一種行為，不也就是給他人給社會設置的一種權利嗎?
被：請對方代理人告訴我們，你不能隨地吐痰，維護的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民事權利呀?(掌聲)
本來，原告方想混淆“死者肖像與肖像權”的區別，卻被何律師慧眼識破。他一面堅守“民事能力與民事權利”的分水嶺，站穩了立足點；一面又利用對方提出的“社會公德與公序良俗”也是“法定的民事權利”之機，將對方引領到“社會公德”到底是“民事權利還是民事義務”的選言判斷之中，進而又抓住對方回避“社會公德是民事義務”的判斷，信口拈來一個“吐痰”的例子予以歸謬反擊，從而巧妙地將對手逼到“吐痰是民事權利”的荒謬悖論之中，使之左右為難、無法還擊。此外，何銳律師還在運用某些法條概念的時候，有意地利用其中的語言的、修辭的和邏輯的因素，鑄成二難判斷的殺手之锏，使自己能在法理基石上發起主動的進攻。
原：在最高院的司法解釋中，其近親屬遭受精神的痛苦只是一種結果，這種結果就是因為侵犯死者的肖像權所導致的。正因為他母親的形象和肖像不滅，所以這盞燈才永遠照耀著小強的心，才有了他所產生的訴訟請求權這樣一個結果。
被：對方代理人不要曲解了最高院的司法解釋。讓我們看看原文吧。原文是什么呢?“死者親屬因為下列侵權行為遭受精神痛苦的，可以提起精神損害賠償”，請問，這里“侵”的是生者之“權”，還是死者之“權”呢?
如果只會刻板地運用法條與法理，再好的律師也不可能辯出水平來，三辯手何銳律師卻不是這樣。在吃透法律條文的基礎上，他靈活而從容地引經據典：他先將法條原文一字不動地羅列出來，令聽者信服；繼而再拈出其中的“侵權”一詞，運用拆詞的手法將其一分為二，使“生者死者”兩個概念形成對立，再暗中使“死者”與“權利”的概念掛上鉤，從而構成了“死者有權利”這樣一個悖論，將對方逼入進退維谷的境地。這樣的假言選言判斷形式，既將自己的辯護植根于堅實的法條基礎之上，又將對方逼入承認“死者有權”的悖論之中，怎能不收到一石而二鳥之功效呢?
(二)以對立概念來步步緊逼，占據先機
只抓一個法理去辯論，顯然容易受到空間小、“火力”點少的限制。為此，何銳律師在緊緊依靠“死者沒有民事能力”的基本點的同時，還敏銳地抓住對方辯詞中的一些概念或詞義，因勢利導地引申出一對對新的、近似的且相互對立的概念，以此作為移步換景、向縱深推進的“契合點”，從而迫使對方就自己拋出的概念和推論去加以澄清與辯解，以此來達到無端地消耗對手“兵力”、將其引領到歧路上去的目的。
原：死者雖然不具有民事能力，但是并不代表他沒有民事權利。死者不說話，并不代表他沒有話可說呀!(掌聲)
被：對方代理人終于承認了死者不具有民事權利能力。我們知道，按照民法的一般理論，沒有民事權利能力，就沒有民事權利。我倒奇怪了：為什么死者對于肖像權反而情有獨鐘呢?(笑聲)
原：民事權利和民事權利能力是一個概念嗎?請注意，我們今天講死者的肖像權，它產生于生前，那么這種生者的權利有哪部法律規定，在他死后就予以剝奪了呢?正是因為民事權利的存在，所以法律才因死者不再享有這個權利，才賦予了他的近親屬去堅持他的肖像權的訴訟請求。
被：那么，肖像和肖像權又是一個概念嗎?對方代理人顯然混淆了法律關系的行為主體和行為對象之間的區別。我國法律同樣保護國旗、保護熊貓、保護人民幣，對方代理人是不是告訴我們：熊貓也有貓格尊嚴，鈔票也有人身的自由權呢?(掌聲)
原：……對方律師同我們談司法解釋，那我們就來看看司法解釋的第3條，這里明確地說明了：“以違反社會公共利益和社會公德的方式，損害死者肖像的，構成侵權行為。”請問對方律師，這里的侵權，侵的什么權?
被：對方代理人又混淆了一對概念：肖像利益和肖像權。利益等于權利嗎?我們知道，利益是目的，權利是實現利益的一種手段而已；同樣的手段還可能是義務，比如法律為每一位公民規定了義務來實現秩序、利益。你認為這就是民事權利嗎?是“隨地吐痰權”還是“計劃生育權”呢?(掌聲)
在此番一波三折的唇槍舌劍中，原告方將權利與能力有意割裂開來，以此來論證死者享有肖像之“權”；何銳律師卻在“一般民法原則”意義上，將“民事權利”與“民事能力”合二而一，以一個籠統的概念“民事權利能力”來模糊了二者間的區別，并以此為立足點給對方以反諷。當原告方將論證轉移到“肖像權是死者生前權利的延伸”上去的時候，何銳律師又趁勢將火力點布設在“生者與死者”的對立關系上來發難，用同樣的句式構成反詰鏈條中的一環：既然一個人的民事能力與民事權利可以割裂，那么，一個人的肖像與肖像權、行為主體與行為客體、義務與權利、肖像利益與肖像權等統統不是一碼事兒——正如“權利與義務”不是一碼事兒一樣!這一串相對的連環概念，再加上“熊貓與鈔票”、“吐痰權與計生權”的舉例推論，就仿佛掘開了黃河大堤一般，讓這位最佳辯手從容地將二難反詰的“洪水”引入對方陣地“死者擁有肖像之‘權’”的悖論上，從而為自己的反擊開辟了一個廣闊的空間。
(三)以“沙灘戰術”來構架支點，巧妙突圍
法庭辯論要求反應靈活，做到兵來將擋、水來土掩，同時又不能脫離具體的法理和事理，做到攻防結合、進退有致，才能最終立于不敗之地。對此，何銳律師巧妙地采取了“沙灘戰術”，迫使對方的“炮彈”一發發虛擲于“沙灘”上，失去應有的威力；同時又利用對手擲過來的辯詞為“材料”，在自己的陣地上巧妙地架起二難歸謬的防護網，從而形成隱形的、防御的辯論另一翼。
原：沒有民事能力就一定沒有民事權利嗎?我倒想問對方律師，在《著作權法》中，人死去以后，他為什么還享有著作人權利呢?
被：我們注意到，《著作權法》是保護作品的創作和傳播。請問對方代理人，本案適用《著作權法》嗎?或者對方代理人認為肖像權也是人的智力成果呢?
對方以《著作權法》作為類比的“炮彈”，然而，何律師卻就這一“材料”設置起自己的防線，于是便出現如此荒謬的一個選言判斷：要么承認肖像權屬于“智力”成果的范疇，要么就屬于不能保護的另類之物。表面上看，“沙灘戰術”只是一種消極的防御方式，然而，由于何律師能敏銳地捕捉到對方辯詞中的破綻或疑點，主動出擊、巧妙引申，因此，當他將對方的材料裝上二難歸謬的“彈藥”再擲將回去，其論辯就頗有殺傷力了。
原：民事權利是國家賦予公民的權利，公民的民事權利喪失以后，他的其他權利并沒有法律來禁止它、剝奪它，所以他的權利將繼續延伸。
被：對方代理人終于覺悟了：民事權利是國家賦予公民的權利。請問，死者是公民嗎?死者能是民事主體嗎?(掌聲)
拾起對方擲過來“民事權利是公民的權利”的“彈藥”，何律師裝上“公民≠死者”的“新型彈藥”擲將回去，令對方處于“死者要么是公民，要么不是公民”的兩難判斷之中，從而輕松地占了上風。更妙的是，這位三辯手口中的二難反詰辯護，其語言運用也頗為獨到：表面看他似乎是“好心”地在提醒對方，暗中卻是將對方的判斷來了個草船借箭的“拿來主義”，然而，當它輕輕將“禮物”拋還給對手時，對方卻發現竟是如此一枚燙手的山芋!
(四)以平緩語調來裝扮諧語，暗藏機鋒
辯論賽中，人們聽慣了那種激昂慷慨、滔滔不絕的雄辯之語，常常止不住會問，可不可以既能抓住法理、又能以一種溫雅而平緩的語言來取得成功呢?最佳辯手何銳律師告訴我們：能!他的辯論詞的一大特色，便是緊緊抓住法理的精髓和要害，在似笑非笑中施以邏輯的利刃，在出口成諧的風趣中裝上諷嘲的暗箭。這就使他能在群雄逐鹿之中，同那千篇一律的雄辯方式形成鮮明的反差，因而也更顯智謀、機趣和老到。有時候，乍一聽這位辯手的辯語似乎溢出了辯題的主旨，可仔細品味，卻驀然發現那是扣住了對方的論點與法理要害的機辯詞藻，或者是一種在暗渡陳倉中爭得主動的法寶；有時候，在看似被對手難住的困境中似乎無處脫身，可轉瞬之間，他卻出其不意地另設下了玄機，在不知不覺間將對方逼入法條、道理和情感編織而成的陷阱之中……凡此等等，無一不令對方在這位辯手那似笑非笑、溫雅平緩的辯才中腹背受敵、防不勝防。
原：……在前面，對方舉了個熊貓和鈔票的人身自由權的問題，我們認為對方對法律中最基本的物權的概念是錯誤的。對方顯然把人等同于物，而人與物的最根本的區別在于：人有精神存在，人死而燈不滅，他們的這盞燈一直在照耀著我們。對方律師無視人死后精神價值的存在嗎?
被：對方律師終于知道人和物是不一樣了。那么人和死人難道是一樣嗎?人死燈不滅，——這燈是照亮人間還是照亮地府呢?(掌聲)
原：至少我們知道，被告的行為構成了侵權!
被：我們現在也知道侵犯了社會公德。可是對方代理人還是沒有回答我們：沒有民事能力的人，民事權利從何而來——從天上掉下來，還是從地上長出來?給我們一個答案吧!
前一句，何律師利用對方的“死者精神之燈”的比喻，出乎意料地拋出一個奇特的、近乎于詭辯的反諷來；后一句，他緊扣住“能力與權利”的因果關系，用同樣夸張的“天上與地上”的二難歸謬來發難、來呼告、來反駁，顯得頗為有力。這種“何氏反諷”的特點在于：它并非憑空而來，而是建立在對方辯詞的基礎之上，不離辯論主旨與辯駁的主旨。它其實還是一種反詰，只不過是一種平緩而且略顯呆滯的“反詰”，那溫雅的措辭中早已隱藏了某種“殺機”。此外，這種反諷還常常隱伏于一種類似提醒或者評述的語氣之中，使其擺脫了單一的辯駁格式，從而呈現出搖曳多姿、謔趣叢生的色調來。這種“何氏反諷”，我們似可命之為“諧諷”——一種同樣有著“笑里藏刀”功用的“溫雅刀子”。這就難怪辯論賽的主持人王小丫在調查聽眾反映時，聽到的反映都是對三辯手何銳律師的辯論技巧的贊許，并認為他能在不利中辯出有利、在帶笑中暗藏“殺機”，憑此一點，我們不是已經從一個側面窺視到了當代律師那機智、銳利、風趣而瀟灑的辯才風貌之一斑嗎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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